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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监狱有大人物

   时间:2018-06-19 19:57:43     浏览:672112    评论:0    
核心提示:  有人臭名昭著,有人名垂青史   20世纪上半叶,各种政治力量在提篮桥先后登场:英国人囚禁华人、汪伪囚禁政治犯、中国人囚禁日本战犯、盟军囚禁德国纳粹战犯时光流转,那些在3平米方寸之间囚禁过的名人,也给监狱的历史添上了传奇性的一笔   革命者邹容:暴毙成悬疑   邹容被投入狱时,正值提篮桥监狱建成不久。19

  有人臭名昭著,有人名垂青史

  20世纪上半叶,各种政治力量在提篮桥先后登场:英国人囚禁华人、汪伪囚禁政治犯、中国人囚禁日本战犯、盟军囚禁德国纳粹战犯……时光流转,那些在3平米方寸之间囚禁过的名人,也给监狱的历史添上了传奇性的一笔

  革命者邹容:暴毙成悬疑

  邹容被投入狱时,正值提篮桥监狱建成不久。1903年,他因声援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旧制、鼓吹革命后被捕。

  邹、章两人的言论极大危及了清廷的统治,即使不被凌迟处死,也可能要斩首示众。当时,清廷要求公共租界把两人“引渡”给清政府处置,但租界当局认为《苏报》馆位于租界内,属租界管辖。

  1904年5月,为维护租界地位,“会审公廨”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期间罚作苦工,期满逐出租界。

  尽管身困囚室,他们仍找寻机会关注牢墙之外的政治动向。每逢探监日,他们都会仔细倾听蔡元培等人带来的新消息。

  邹容当年少年气盛、血气方刚,在狱中遭反复折磨,终抑郁致病。他面色憔悴,夜不成眠,随着病情加重,又多次昏厥。终于,监狱允准了邹容保释,并办完了有关手续。但就在他出狱前一天,4月2日,狱方押解他到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医院看病。医生给了一包药,邹容回监狱服下后,却在次日凌晨口吐鲜血,不治而亡,年仅20岁。

  邹容在监狱被毒死的传言甚嚣尘上。为此,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还派人前往上海调查,却始终未能厘清这桩疑案的真相。

  章太炎在狱中服刑至1906年6月29日,刑满释放后即刻启程日本,投入了新的战斗。

  上将张爱萍:牢笼砸开铁锁链

  正当革命党人上下奔走之时,此时提篮桥的囚房内,也关押着共产党人,任弼时、江上青、袁也烈等人,都和提篮桥有着一段难解之“缘”。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也曾被投入狱,和邹容一样,他当时也只年仅20岁。

  1929年8月1日,上海地区党组织在市中心和各区商业街举行反帝游行。时任闸北区区委副书记的张爱萍参加了南京路上的游行。他在先施公司散发传单时被印籍巡捕抓获,押往巡捕房。

  当时,印籍巡捕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特别是自己执勤的区域本不该发生这样的事,如果让上司知道了,后果更严重。轮到张爱萍受审,他十分镇定,编造了假名字、假住址、假身份,还谎称是来上海打工的外地人,只是跟同伴一起到南京路看热闹。

  张爱萍身上搜不到任何证件,可巡捕房也不肯轻易放人,就以“扰乱交通秩序”为名,判处他有期徒刑二十天,被押往提篮桥监狱。

  张爱萍的囚室仅3平米,住了三个人,除一只洋铁皮桶外,别无他物。在监狱里,他高度警惕,尤其注意自己的用语、举止,就像真是来上海打工的。他还曾在狱中偷偷写下一首诗:

  “逐浪三峡走申江,南京路上少年狂;泥城桥前洋奴棍,西牢楼中好汉强。残更陋巷传叫卖,涎水画饼充饥肠;牢笼砸开铁锁链,刀枪杀回斩豺狼。”

  新中国成立后,张爱萍还两次重返提篮桥,追忆往昔岁月。可并非所有共产党人都如此幸运,1948年9月,年仅24岁的王孝和就惨死在提篮桥的刑场上。

  战犯冈部直三郎:病死是幸运

  二战结束后,提篮桥监狱是抗战胜利后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也是对战犯执行绞刑的地方。其中,日本侵略军最高指挥官安藤利吉、冈部直三郎等人此生再未踏出这堵高墙。

  冈部直三郎的死,充满意外。

  1946年11月28日,那天温差很大,气压也低,下午2点半左右,冈部在囚室里津津有味地吃起了美式牛肉干。一边吃,还一边隔着栏杆和看守拉家常。一会儿后,囚房突然安静了下来,看守这才发觉冈部已然昏倒在地,知觉全无。

  医务人员迅速赶到,施行抢救。冈部的病情略有好转后,被抬到监狱医院二楼的病房。当时这座医院的设施堪称完备,可医务力量不足,也没人懂日语。面对这位重要战犯,院方生怕他在生活上不便,还请示有关部门,破例让其下属,一起拘押在监狱内的原杭州情报站的芝原平三郎等战犯前来照顾他。

  很快,上海的日本籍医生中山博士也参与了会诊。他认为冈部患的是脑血管类疾病,又是急性突发,虽抢救及时,但脑出血过多,恐性命难保。当晚6点50分,距发病四个多小时,冈部死亡。

  冈部如不是在监狱病亡,据其犯下的罪行,想必也很难逃脱美国军事法庭的严厉审判。

  汉奸陈璧君:“夫人”有派头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汪伪政权也宣告解散。在提篮桥收监的汪伪汉奸中, “夫人”陈璧君无疑是其中最难对付、最不易归顺的一块“硬骨头”。

  从1949年转押到提篮桥到1959年去世,陈璧君在那儿度过了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陈璧君曾收到一封时任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的联名信,让她发个简短的声明,认个罪,中央政府就可下令释放她。但陈璧君断然拒绝了旧相识的善意。

  1951年,陈璧君写下洋洋两万余言的《自白书》,从题目到小标题到内容,只有表功,没有一点罪行。

  管教看过她的《自白书》,说:“你前期对革命有功,我们并不否认,但简略带过就可以,把重点放在检讨罪行上。”

  “我写的已简无可简,要简略,干脆全部略去。”陈璧君气势汹汹,“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只有一部革命史,并无罪行可写!”

  “你这是什么态度?”管教忍不住斥责,“你背叛国家民族,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还不认罪服罪?”

  陈璧君自被捕后,从广州到南京到苏州,一直以“第一夫人”自居,就连国民党的看守长也尊称她一句“汪夫人”,从没想到会被训斥,她从此给这位管教取了“骂人看守”的绰号。

  然而,陈璧君在狱中几次发病,都是这个“骂人看守”把她抬去医院,安排病床,又每天取来《解放日报》让她读。时间久了,陈璧君的“铁石心肠”有所感动,见面时也会尊称句“先生”,说声“您好”。

  1959年5月2日,陈璧君再次发病,医生诊断是心脏病、支气管炎、高血压并发,一个多月中,院方发出了七次重病情报告。

  陈璧君自知回天无力,对管教说:“告诉医生,不要再为我浪费针药了,你们已尽到责任了,感谢你们。”

  6月17日,陈璧君去世。由于她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一远房亲戚收敛火化,骨灰后送往香港。

  文革文胆朱永嘉:去监狱读书

  今年82岁的朱永嘉还记得,第一次去提篮桥参观时,就见到了陈璧君。

  那是1949年。朱永嘉回忆:“她很安静,别人问她话,她只简单答几句。我们进来参观,她也挺好奇地看着我们。在她眼里,我们不过是一些孩子。”

  33年后,当年的“孩子”成了提篮桥里的阶下囚。

  上世纪60年代,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心腹。

  1982年,朱永嘉因“反革命罪”等,被判有期徒刑14年。这之前,他已被隔离审查了6年,关在北京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房间很大。”朱永嘉记得,和他同案的五个人,每人住进一间40多平米的房间,里面有床,有书桌,每个星期放风五次。一次放风,他意外碰到了林彪案的几个人。“我心想,这可巧了,上次碰见他们还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呢!”

  送朱永嘉到提篮桥监狱的有两辆车,其中一辆专门用来拉他的书,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毛泽东选集》等。

  在囚室,狱警派了个十八九岁的男孩来监视朱永嘉。他跟那个男孩混得不错,教他学了不少知识。朱永嘉的心态好得惊人。用他的话来说,“在里面,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读书而已。杀也不可能杀,党内没有砍头的传统。”

  渐渐地,政治犯朱永嘉习惯了监狱生活。隔离审查时,他帮管教们写诗、写情书追姑娘。管教们一高兴,总能分新鲜的胡萝卜和黄瓜给他。在提篮桥,他给管教开小灶补课,帮其拿下高中文凭。

  亦有一些“特权”得益于他之前的身份。

  一次,朱永嘉正在拆纱,有人跑来告诉他,“司法局长来看你啦。”朱永嘉停了两秒钟,没说话。司法局长走到朱永嘉身边,看到他头都不抬,静默了几分钟,离开了。

  第二天,朱永嘉被告知,不用拆纱了。又过了一阵,他也不用再和另外两个人挤在同一个监房了。监狱里还给他补充营养,每天加一个鸡蛋。

  免去劳动的朱永嘉从此在监狱里当起了老师,教文化课,到后来,干脆办起了大专班。班里一共四十多人,三年下来,二十多人考进了电大。

  1988年,57岁的朱永嘉保外就医,提前释放。出狱后,他写了四五百万字的书,还拿到了不菲的稿费。

  首富周正毅:狱中照开“董事会”

  近二三十年,提篮桥少了传说,直到“上海首富”周正毅的到来。

  2004年6月26日,周正毅被转押至提篮桥时,剩余的刑期为一年零11个月。当时,很多监狱的工作人员还不知情。

  “那时外边都在传周正毅已经进了提篮桥,但我们在档案中查不到他的姓名和番号。”一位资深警官透露,大多数监狱员工是在网上看到香港的报道后,才知道周正毅即番号为“38440”的服刑犯人“邹振义”。

  在提篮桥工作了二十余年、向来“默默无闻”的狱警俞金宝的个人命运,也就和这位上海滩大人物交汇在了一起。

  从监狱综合评分看,周正毅表现很好,还有望减刑。他的全年奖分接近200分,180分以上即可折算为两次立功+两次表扬。据透露,周正毅的奖分基本由“一对一帮教”的俞金宝说了算。

  同时,监狱外的一份举报材料“言之凿凿”地称:“周正毅可以在提篮桥监狱开董事会。”一位狱警说:“开董事会一说有些夸张,但周正毅在监狱里享有的待遇之好,我从警那么长时间都没见到过。”

  据称,开始时,周正毅还参加一些劳动,具体工作是包装肥皂,但没几天他就厌烦了。“整天呆在俞的办公室,看电视,打电话。”知情人士说,“以后,他被安排当图书管理员,其实也就是说一说而已,未必真的让他管理图书。”

  在狱中的周正毅,犯人们早晨五时半的出操他可以不参加;吃饭时别人都要排队打饭菜,他则由劳役犯人代劳,他还独享一间囚室。服刑一段时间后,“周就干脆到俞的办公室里起居。那里空调、电视、DVD、音箱、冰箱、沙发,应有尽有。”知情人士说。

  那段时间,周正毅在监狱的“会见”之频也令人咋舌,有时高达每周八九次,且不在通常的“会见大厅”进行——“在监狱开董事会”一说即源于此。

  2006年,周正毅一度出狱,并于次年又再次被投入狱,获刑11年,服刑至今。而为周正毅提供方便的俞金宝等人,也被判处2-11年的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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