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资金信息 发布项目融资 申请上市辅导 发布金融峰会 发布文章资讯

许小年最新演讲:政府比你的女朋友还难预测!

   时间:2018-01-12 23:09:40     浏览:58    评论:0    
核心提示:  在2018中金财富论坛上,许小年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却偏向乐观。他认为,“尽管新周期目前还没有出现,但是新周期的出现是有可能的。”在很多领域,中国政府都做对了。  以下为演讲全文: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毕明建总经理,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又回到中金论坛上,十几年前离开中金,自

  在2018中金财富论坛上,许小年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却偏向乐观。他认为,“尽管新周期目前还没有出现,但是新周期的出现是有可能的。”在很多领域,中国政府都做对了。

  以下为演讲全文: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毕明建总经理,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又回到中金论坛上,十几年前离开中金,自我离开中金之后,中金的业务突飞猛进,已经从当时的两三百人发展到今天数千人,管理数千亿资产的规模,我感到很惭愧。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与企业”。

  中国经济经过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目前是进入到调整和转型阶段,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一个说法,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我们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是因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实际上它既有独特性,也有它的世界的普遍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它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跨入到工业社会的时候都会经历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并不是一个特例。

  增长的源泉是从哪里来?各方面的因素都很多,我想提和改革开放有关的两个经济效率的提高。

  一是由于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打破了旧的体制、计划体制的束缚,允许资源开始自由的流动,这样为中国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在市场的导向之下,资源从低效的农业部门流向高效的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工商业的资本积累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二是从低效的国有部门流向了高效的民营部门。在资源总量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在劳动资本和土地没有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由于资源的重新配置产生出来的效率,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所在。

  而之所以资源可以自由流动,是因为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从1978年开始推进改革开放,在工业化过程当中,由于工商业它的资本需求要高于农业,所以伴随着工业化我们经历了资本积累,也就是投资的高速增长。

  投资的高速增长,资本的快速形成,一方面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另一方面带动了需求,这就是工业化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我认为主要的原因。

  这并不是什么特例。在历史上德国、日本,也包括俄罗斯,在工业化阶段都会出现由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而经历的经济高速增长。

  德国在工业化阶段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当时领先的英国、法国,日本在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在太平洋地区领先的美国,所以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它的经济增长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工业化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

  当前的情况,我们观察到的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整个增长重心从10%左右降到今天的6%、7%,原因是什么?

  用我们刚才讲过的思路来进行考察,一个原因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投资高速增长,资本积累的过程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不再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资本不再稀缺,反而变成了过剩的生产要素。工业化的过程,我认为也已经基本完成了。

  数据方面的支持,也和我们的论断是基本相符。中国过去的固定资产投资经历过几个高峰。

  第一个高峰在1990年代初,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几乎是2倍于GDP的增长,这是典型的在工业化阶段资本加速积累它表现出来数据上的统计特征。

  第二个投资高峰从2000年中国加入WTO变成了世界工厂,那时候资本稀缺,大量的海外订单进来以后,国内的生产能力不够,又进入了第二个投资的高增长期。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平均而言,也是GDP增长的2倍,这个投资高峰经历的时间比第一个更长,大概从2000年、200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07、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开始放慢,但是2008年发生了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使得本来逐渐下降的固定资产投资突然出现了跳升。

  这是2009年执行4万亿的结果。它延长了工业化阶段的投资高峰,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后患,这个后患就是今天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大量的过剩产能。

  

  在工业化的过程完成,资本积累已经结束,经济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运行特征,它的运行特征和工业化期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投资高增长不再,我们可以看到从2009年的4万亿执行之后,固定资产投资逐年下滑,到2016年已经进入了单位数时代,2017年最终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估计是和GDP同步,在工业化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GDP的2倍,这是因为资本积累的需要,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进行资本积累的需要。

  但是在工业化结束以后,投资增长不会再像过去那么高。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投资这个引擎正在熄火,今后我们的预期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基本保持同步增长,也就是单位数的同步增长。这个趋势在这张图上看得非常清楚。

  从4万亿之后就是逐渐的下滑,现在是单位数的增长,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经济政策,后工业化时代投资策略和工业化时代投资拉动的高增长时期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后面我们还会做一些介绍。

  后工业化时代另外一个表现,在这里看到的是PPI,生产价格指数是从投资高峰2009年执行4万亿以来的投资高峰进入到通缩时代,从2012年开始PPI就是绝对的负增长,一直持续到2016年,大概连续四五年的PPI的通缩,这个通缩表明什么?

  

  表明产能过剩。从宏观经济的总体供求形势来判断,已经从计划时代的短缺经济变成当前的过剩经济。产能过剩,供应能力大于需求,这是从宏观角度来讲。因此,造成了价格的下降,也就是通缩的现象。

  从2011年、2012年,PPI下行,一直到2016年价格曲线走出了非常清晰的“L”型。这就是2015年人民日报权威人士发表讲话的时候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既不是“U”型,更不是“V”型,而是“L”型。本人是赞成这样一个结论。我的学生讽刺我说,教授,很少见到你和政府保持一致的。我说这好像不甚准确。不是我和政府保持一致,实际上是政府和我保持一致。

  

  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有些人就讲,你们老说中国经济“L”型,为什么去年下半年PPI反弹这么强劲。去年下半年这条线上来得多厉害,这分明是很宽阔底部的“U”型,你现在要不要改变你的观点?我说我的观点不变,仍然是“L”型。如何解释右边的“U”型,我们看了一下数据,右边的“U”型很好解释,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2016年的中期,货币又开始松宽,这是看上去似乎是“U”型,右边尾巴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请大家注意2017年全年货币都是紧缩的,为什么紧缩?我们一会儿就会谈到。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补库存。经过2014和2015年的调整,制造业各个行业库存都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从2016年开始,企业补库存,库存周期确实是代表了真实的需求,但是库存周期根据我们的统计分析,最多持续一两个季度,它不可能成为需求的可持续的推动力。

  第三个原因,供给侧的行政干预。大家都知道钢厂关门,煤矿关门,环境指标没有达到要求的众多中小企业被用行政手段强行关闭,造成了供应的短期紧张。

  所以这三个因素合在一起,使得价格看上去走出了“U”型,我们分析“U”型后面起来的因素都是短期的,都是无法持续的。因此我个人的预测,右边扬起来的线又会下滑,中国经济“L”型的判断不变。

  为什么货币短期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这么明显,为什么2017年全年中央政策的基调是收缩银根,原因是中央多次强调的,去年全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在这时候提出防范系统性风险,我认为是非常及时的,因为我们从2009年执行4万亿以来,中国经济的负债水平大幅度的上升,负债水平已经增加到了有可能引起系统风险的地步。所以中央三令五申要严控债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年全年货币供应是从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条红线从去年年初以来一直是下降的,就是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中国经济的负债已经很高了,不能再继续增加下去。再增加负债有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因此今年全年的货币政策我认为也会是继续去年的趋势而偏紧。

  货币偏紧,PPI价格的支持就没有。补库存,我看了一下数据,制造业的库存也都恢复到了历史的高峰,对于PPI的推动作用第二个因素在今年会逐步减弱,乃至于消失。最无法预测的是第三个因素,是行政化的去产能,这是没法儿预测的。

  我们做市场做了这么多年,最难预测的就是政府,比你的女朋友还难预测,说不准,不知道今年又推出什么政策。我也不敢说死。

  今年会不会觉得行政化去产能对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太大,今年会不会松一点,搞不清楚,或者是继续从紧,让北京人民继续享受蓝天白云,我不知道。这已经是超出了研究可以理解的范围。

  在这样的分析之下,我个人坚持认为,中国经济确实是像权威人士所讲的应该还在“L”型中。但是说中国经济处于“L”型是不是对前景看淡?不是,新周期的出现是有可能的,尽管新周期目前还没有出现,但是新周期的出现是有可能的。

  它的出现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消除我们多年执行拉动需求政策所积累的系统风险,特别是过高的负债和过多的产能,这已经构成中国经济中潜在的系统风险,在去产能和去杠杆方面如果不能取得显著的进展,这个新周期不会出现。

  过去拉动需求政策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会长期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想迎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阶段,必须要清除过去遗留下来的这些重大的问题。

  第二个条件是促进企业的创新,形成新的增长点。刚才已经说了工业化阶段它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在拉动,工业化之后,后工业化阶段投资跟GDP同步增长,没有什么拉动作用,增长点从基层来、从微观来,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政府在过去几年提出两个概念,我认为两个都是非常及时的政策方向的转换。

  第一个概念是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我的解释是后工业化时期,后工业化时期的常态和工业化时期的常态是不一样的,对这一点市场上没有充分的理解。

  第二个概念是供给侧,这也是我非常支持的一个观点,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是来自于政策刺激之下的拉动需求,而是来自于供给侧的效率的提高。新常态转向供给侧,这都是未来经济发展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供给侧到底怎么样去理解?现在市场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供给侧是制度重于政策,供给侧我们不需要什么政策,我们不需要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资源浪费和官商勾结,骗取国家补贴等等这样的后果,真正的供给侧应该是通过制度性的改革来推动企业进行创新,形成新的增长点。供给侧的制度改革,这里我的建议:

第一,加强私人产权保护,鼓励长期的研发投资。

  中国的经济要从制造转向研发,而研发的投资周期很长,见效慢,如果企业家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他不可能进行这方面的投资,而要建立起企业和企业家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我们必须加强私人产权的保护。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过去两年间,中央出了三个文件强调保护产权,强调重视企业家精神,尊重企业家的创造力,着眼点也正在这里。最近司法体系对于一些民营企业家的问题来重新进行审理,这也是表明对于产权保护方面的措施的加强。

  我认为在这方面是需要花力气解决,没有有效的私人产权保护,就没有长期的研发投资,没有长期的研发投资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中国经济就找不到新的增长点。

第二,供给侧制度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造,真正实现国企和民企的平等待遇。

  对于国企的管理,按照十九大的精神,从企业管理过渡到国有资本的管理,不要再去具体管国企,不要束缚国企的手脚,让国企在市场上,在经济中开展创新活动,过度的行政管制束缚了国企的手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造来营造一个民营企业平等的、良好的经营环境,并且解除对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行政束缚。

第三,供给侧制度改革放松和解除管制,管制之下难有创新

  中国为什么出现了互联网的大市值公司,因为互联网作为新生事物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政府还没反应过来,还没搞清楚怎么管,于是这些公司就野蛮成长起来,按照今天的监管方法,BAT恐怕没有机会。要创新,政府不能管得太多,要放手让企业家发挥他的创造力,要放手让资源去根据市场的导向来进行配置,需要放松和解除管制。

第四,减税。

  减税的目的不仅仅是减轻企业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减税也就是把资源从政府的手里交还给企业进行配置,这是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这是供给侧的制度改革,供给侧不需要太多的制度引导,但是它急需制度的配套。在后工业化阶段,我们的投资可以关注哪些方面?

  最近我做了一些行业的研究和企业的研究,因为在宏观的层面上感觉后工业化时期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中国经济更多的亮点是在基层、是在企业、是在微观层面上,在微观层面上可以看到很多的投资机会,可以看到很多的资产配置的机会。

  在这里给出了三个主题,这三个主题也是我在研究公司的时候重点关注的。

第一是行业的整合与重组

  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很多行业中中小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但是在每一个行业中都可以发现有一些企业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它的日子反而比过去过得更好,为什么?因为市场份额正在向这些企业集中。这些企业是有产品的、有技术的,将来有可能成为行业整合与重组的龙头。投资就要跟着这些企业走,行业的整合与重组是后工业化时期一个投资可以关注的重点。

第二是消费升级

  后面我会给出消费升级具体的案例。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已经从日常的柴米油盐转向休闲、体育、旅游,从标准化产品转向定制化产品,消费升级的题目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

第三是制造业升级

  我们讲的先进制造业和先进的服务业。这是在供给侧。消费升级是在需求侧。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案例都是或者我做过研究的,有不少企业是我自己跑过的,做了比较深入的调研。比如说行业整合与重组,随便举个例子,中国汽车整车生产厂全国有70多家,美国2家。

  

  说明什么问题?中国的汽车生产行业过于分散,无法发挥出规模经济效应,整合势在必行。那些没有规模的企业在成本的竞争上,在销售渠道的竞争上,在研发的竞争上可能要处于劣势,要被领先的企业或者是购并,或者是退出市场。

  零售业,中国最大的零售商居然是京东,我说的不是平台交易,我说的不是阿里,阿里不是零售商,阿里的行业属性实际上跟万达是一样的,它是靠出租店铺赚钱的,不是零售商。我们通常把阿里和京东进行对比,我觉得对标就错了,真正的零售商是京东,京东去年的销售额2000多亿人民币,还不到中国的零售消费品销售的1%,这是最大的。

  最大的传统零售商销售额大概是1000多亿。市场份额就更低。而沃尔玛一家零售商在美国市场份额的占有就接近20%。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的零售业有多么的分散,它的规模经济效益有多么的低下。

  这种过于分散的状况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只要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一定是成本低的,效率高的企业去整合那些效率低的企业。因此整个行业的重组势在必行,整合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可以提高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在这个整合过程中,有着很多的投资机会。

  第二个投资机会是消费升级。在旅游行业我们看到今天的旅游已经不再是组大团到每一个地方去拍张照片就走,“到此一游”,今天的旅游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主题,各种各样的家庭定制旅游,全都是消费升级。

  在商品方面,定制服装兴起。我看到过一家企业,利用三维测量的技术,利用大数据的技术,在流水生产线上完成了手工定制,大幅度的降低了定制西装的价格,缩短了交货期,把价格降低了50%,交货期从一个月缩短到一个礼拜,使得定制的正装从中高端、高端消费变成了中产阶级也可以负担得起的消费品。这是消费升级。

  我们在媒体报道上都看到高瓴资本收购百丽,高瓴明确表示要收购百丽2万家店,是将来为了做定制的鞋,把高瓴现在的鞋店改造为定制鞋店。这是为了抓住消费升级的机会,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标准化的消费品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是要求定制化的消费品。这也是消费升级的一个领域。

  先进的制造业,我刚才讲的后工业化时代的第三个能够看到的投资主题。这也是我自己去做的调研,比如iPhoneX,和其他的iPhone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摄像模组从过去的2D变成3D,从两维变成三维。这不仅仅使我们的照片由于增加了深度信息,显得比以前更加丰富,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花样,可以进行二维照片无法做的编辑,更重要的是它三维的摄像机上去以后,将来有可能是三维信息采集的移动终端。

  它采集三维信息之后,后面就可以接上VR,就可以接上三维成像。三维的设想模组的技术含量远远高于二维摄像模组,中国企业在奋起直追,研发手机的三维相机模组,涉及到新材料、新元件、新工艺,企业的研发水平和技术水平要全面的升级,如果能够在这方面突破,进入到苹果的供应商,进入到华为的供应商名单,这个企业会是什么样的发展,想象空间巨大。但是这家企业目前正在很艰难的做技术攻关,因为过去没有接触过三维的东西。

  我还调研一家企业是做数据驱动的自动生产线。过去我们生产线是物流驱动,是跟着零件、部件、装配工艺走,现在这个概念有了根本变化,不再是物流驱动,而是变成数据驱动,大大提高了生产线的效率,提高了中国制造的水平。像这样的企业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先进服务业。刚才讲的是制造业,供应方的升级,包括制造业,包括服务业,我看到在金融行业中,虽然现在在监管风暴下P2P、现金贷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还有一些企业是立足金融的本质,采用互联网图像识别统计学的模型来提高它的风控质量,降低成本,服务中小企业,做得是相当好。

  现在他们的障碍是监管过严,使得他们很多可以开展的业务无法正常开展。我一直在向监管部门呼吁,你们不要倒洗澡水把孩子都泼出去了,这样严格的监管使得很多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没有办法得到。这是在金融行业利用新的技术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这是先进的服务业。

  我去看了一家火锅店,在研发用机器人带位,由机器人根据客户的消费习惯推荐菜品,推荐好菜品以后,到后台厨房一看,厨房是无人厨房,都是机器人在配菜,整个是自动化,这叫先进的服务业。

  看到微观层面上这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他们在进行的这些创新活动,使我在宏观层面上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建议大家跟我一起多去看看企业,少看宏观,多看微观,在判断未来经济的时候少看政策,多看企业。因为我越看政策越觉得好像我兴奋不起来,但是我一看企业,我到处可以找到兴奋点。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和对外对内开放,围绕着提高企业效率来做制度上的配套,用创新驱动经济的增长,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悲观。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上述这一点,中国经济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增长率也许不那么高,但是增长质量不会像过去那样,那是一种高技术含量的、高质量的增长。谢谢大家!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我讲的题目是“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从2010年到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已经经过了大约七年时间的下行,2010年的第一季度增长率是12%,这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带来了经济的回升,但是随后出现的情况就是经济增长率持续的下行。到今年的前三季度增长率是6.8。

  我们要看未来的经济增长走势怎么样,就需要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增长是怎么走过来的,和连续七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行原因究竟是什么。关于增长下行的原因,学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比如一个解释是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完成,刚才许小年教授也提到,我觉得这个解释很有道理,但是似乎还有不充分的地方。

  说我们现在已经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我们人均GDP已经到了8000美元,在这个水平上,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应该是转向中速增长。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国家过去30多年来持续9%到10%的高速增长,延续了30多年,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是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过的。因此似乎用其他国家经历过的情况来解释还有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

  第二个解释是劳动力增长在减速,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这个解释所讲的问题也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农村还有接近6亿人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这个进程并没有结束。还有大量的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转移,给城市的劳动力大军提供新的资源。

  第三个解释是工资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逐渐退出。这个解释说的也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但是我们的工资水平和目前那些更穷的国家相比已经是高得很多,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也应该是高了好几倍,按人均来讲。

  但是和发达国家比,我们的工资水平相对还是便宜的。因此说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干了,如果是和那些更穷的国家比有道理,如果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比他们劳动密集度更高的领域仍然有优势

  第四个解释是国际市场形势影响。这个解释显然也成立,因为过去几年出口增长迅速放缓,但是不是足以解释七年来经济下行,我认为是不够的。

  关于周期性因素,有人说我们过去的经济下行只是一个周期的下行阶段,现在既然是已经见底,就应该上行,应该回到周期性回升阶段。

  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周期性因素的影子,但是周期性因素只能解释经济走势的其中某一个部分,还有相当部分是不能拿周期性因素来解释的。

  最后回到我今天想讲的问题,是不是结构失衡在导致过去的增长疲软。在我看来当然这不是百分之百的解释,但是在众多的解释中间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解释。

  我们要看未来的趋势,需要回顾一下过去30多年来高速增长到底是由哪些因素推动的?增长的潜力是哪些?这些增长的潜力还在不在?还有哪些新的增长潜力?再看看我们遇到哪些问题。

  要讲增长潜力,解释过去中国30多年的高速增长,第一位的解释就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在过去30多年中间,民营经济异军突起,从过去国有经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中间走出来一个民营经济的部门,这个部门在迅速的增长,在不断地扩大,非常有生命力,非常生机勃勃。

  它的增长领先于整个经济增长,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第一位的贡献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出现了大幅度的改善,效率出现了明显的提高。

  第二是市场化带来了新的需求,而且也在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城市化率是18%,全国人口中间只有18%的人住在城市里,是城市居民,现在是57%,提高了差不多40个百分点。这个过程中间,几亿人从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变成城镇人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由于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发生的转移,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如果你在农村是一个农民,一个人有三亩地,一年种玉米或者种小麦可能充其量有3000块钱的收入,还不是纯收入,因为还要扣掉用的化肥农药等等成本。一两千块钱的年收入,如果转移到城市里,当一个打工者,一个月按现在的水平至少有两三千块钱,你的劳动生产率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提高了大约10倍。

  

  这样一个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是什么带来的?就是资源配置的改善。因为农村过多的劳动力资源在有限的土地上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而转移到城市非农业部门,他的劳动生产率就大幅度提高,这就是资源配置的改善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是后发优势。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走,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吸取经验、接受教训,他们犯的错误我们可以少犯或者不犯,而他们创造的那些经验,他们已经找到的先进技术我们可以利用、可以学习,因此我们的发展速度可以比他们更快。这就叫“后发优势”。

  这个后发优势现在是不是还存在?还是存在的。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地方要向发达国家学习。

  第四是比较优势转移。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劳动力的廉价和充分的供应是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是我们那时候是资本高度稀缺的国家,现在发生的变化是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劳动力廉价的有时在逐渐的下降,但是我们出现了另一个优势,从资本稀缺变成了资本充裕,我们的资本供应非常充分,在这个条件下可以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产业。新出现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替代了过去的优势。

  第五是人力资本的改善。我们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劳动者的人均教育水平大概是小学四年级,现在至少是提高了一倍,至少是达到初中毕业的水平。这是一个人力资源的大幅度提高。因此增长的质量可以改善。

  第六是通过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市场竞争在培育企业创新研发动力,新兴产业、新兴业态、各种新的产品都在不断出现,这一点刚才许小年教授也提到。

  

  最后是基础设施的改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善带来正面的溢出效应。我们高铁网的出现,过去高速公路网全国的布局,这些都大幅度的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还有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的改善,这些对经济增长确实在发挥着非常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刚才提到的这些是有利条件,我们未来的增长仍然有一系列的有利条件,一系列的潜力有待于继续发挥,但是为什么过去增长遇到了下行,意味着我们在增长过程当中遇到很多阻力,这些阻力是什么?

  出口增长减速,过去两年出口负增长,这是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是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大,市场疲软,这是过去几年来我们突出面临的问题。

  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杠杆率过高,资产泡沫,金融效率下降。各种行政干预和优惠补贴政策,保护政策对企业的公平竞争和提高效率、对企业创新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讲产能过剩,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大约20年左右工业产能利用率是在不断下降。其实产能过剩是一个长时间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变得越来越突出,在最近几年变得更加严重。

  资本生产率持续下降。这是从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情况。如果用波动的曲线,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来衡量,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平均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是0.5%,到2016年下降到0.17%左右,也就是说现在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只有过去的三分之一

  全要素生产率,根据我们的模型分析,整个改革时期大约有超过2个点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80年代到90年代是上升的,但是2000年以后出现了下降,2011年以后到现在下降到一个更低的水平,出现了负增长。

  当然不同的学者得到的结论有差别,有些学者得到的结果还是正的,还在正的区间,但是共同的一点是下降的趋势,这是大部分学者研究得到的共同结论。

  症结是什么?产能过剩,生产率下降,问题出在哪儿?在我看来主要是投资过度、消费不足。这儿讲的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任何机构。

  在我看来,什么叫投资过度?投资过度主要是过去各级政府太关心GDP增长,太关心投资,因此热衷于投资扩张,大量的借债投资,过度鼓励房地产投资,导致无效投资越来越多。

  货币政策在持续刺激投资,财政政策偏重于政府投资,产业政策是鼓励某些特定部门的行业的投资,各地的地方发展政策都在以各种优惠手段来招商引资,刺激投资。

  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投资率。反过来降低了消费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对不足,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也影响了居民消费。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过去某些时期是受到干预,政府太强了,政府太希望推动经济增长了,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市场的作用。这对企业提高效率和创新发展是有不利的影响。

  过去十几年来关键的结构失衡是什么?在我看来代表性的结构失衡是消费率大幅度下降和投资率的大幅度上升。从2000年到2010年消费率从63%降到48%,投资率从34%上升到48%,一个降了15个百分点,一个升了14个百分点。

  最近几年有所回调,但是距离80年代、90年代60%多的消费率,30%多的资本形成率还有大概10个百分点左右的差别。根据我们做的一系列分析,我们认为合理的消费率应该在65%、66%左右。

  投资率或者资本形成率34%、35%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我们接近50%的资本形成率显然是过高了。图上可以看得更清楚,2000年以后发生了这种变化,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储蓄率的大幅度上升。

  如果看政府支出的结构,可以看到很明显变化,1990年政府加上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相当于GDP的15%左右,2000年是18%左右,2010年是25%,2016年是28%,还有进一步的上升。

  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5%到2.2%到3.6%到3.9%,最近几年是上升了,但是和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和世界的平均水平相比都仍然过低。

  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1990年1.0%,现在是1.9%,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是2.7%,世界平均是5.7%。可以看到政府支出结构是过度重投资,但是相对而言轻公共服务。

  接下来的结构再平衡需要解决的是一系列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货币宽松和过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造成的结果是投资率不断上升,产能过剩不断加剧,消费率不断下降,不足以拉动经济增长,加上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杠杆率在不断上升,房地产泡沫在出现,这些都预示着我们经济面临的风险在逐步的加大。

  这里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投资是不是越多越好,甚至有些经济学家也这么讲,投资当然是越多越好,因为消费掉钱就没了,你拿去投资就留下了固定资产,给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这个话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不合理了。其实经济学理论早就证明有一个资本积累的黄金率,过高和过低的投资率都是不好的,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投资并不是越多越好。

  刚才提到2010年我们的消费率比我们测算的正常水平要低十几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率要高十几个百分点,现在仍然相差十个百分点左右。这里面还涉及到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反思,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在需求不足的时候,政府可以扩大投资和用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来用投资需求替代消费需求,是不是可以完全替代?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可以完全替代是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在现实中并不是永远有效的,投资扩张只能在短期扩大需求,在中长期它的效应是扩大供给,因为你投资扩大了,生产能力就增加了,而消费没有跟上来,于是你就会导致产能过剩,未来可能仍然是需求不足。因此用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加上政府来进行投资,这样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只能是短期政策,不能在中长期持续的应用。

  我们未来的结构调整,当然结构调整已经进行了一个时期,关键是要切实的恢复货币政策的中性,促进杠杆率下降,财政政策重心要从政府投资转向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减轻企业的负担,因此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消费率回升,投资率回落。

  还需要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对企业经营的干预,维护金融稳定,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们主要是需要通过恢复市场功能来实现结构的再平衡。

  2017年还没有完整的数据,2016年和2010年相比投资率回落3.7个百分点,消费率回升了5个百分点,离我们希望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过去结构调整几年来是有进展的,但是我们看到杠杆率还在继续上升,用人民币贷款对GDP的比例来衡量,直到2016年是不断上升,社会融资比GDP也是在不断上升。当然这两个指标还不是全口径的杠杆率。

  杠杆率上升和货币政策有关,我们看M2和GDP增长的比较可以看到过去多年来长期M2增长大幅度超过GDP增长,这就是过去我们杠杆率不断上升的基本原因。

  最近看到一个好的现象,过去几个月M2增长率降到10以下,这是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但是用贷款增长率和社会融资增长率来看都仍然在12%、13%,仍然是过高的。

  未来增长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关键就是我们未来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能不能继续有效的推进。其中最主要的是杠杆率过高能不能改变,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能不能改变,政府膨胀和过度干预经济能不能改变。如果能改变的话,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

  我们通过模型做了未来增长的预测,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路径,常规情景是按目前的情况往前推,改革情景是大力度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还有危机情景,过高的杠杆率引发金融危机。三种情况引发的结果相差非常大。

  按照常规情景,未来到2030年为止,我们年均增长大约在5.4%左右,人均GDP1.58万美元,可能到那时候还赶不上高收入国家的上线。

  危机情景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降到3%左右,2030年人均GDP1.1万美元,我们那时候意味着掉到中等收入陷阱。而改革和结构再平衡的情景,通过大力度结构调整和改革,我们未来的平均增长率还可以保持6.9%左右,人均可以大约到2万美元。2030年我们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结论。如果通过改革和调整来解决我们的结构失衡问题,中国经济增长还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谢谢大家!

 
打赏
 
更多>同类投行快讯
0相关评论

推荐图文
推荐投行快讯
点击排行
关于我们 | 组织结构 | 企业文化 | 公司动态 | 管理团队 | 行为准则 | 投资策略 | 投资保障 | 风险控制 | 经典案例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广告服务 | RSS订阅 |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06-2018 投融网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6012416号
联系我们
QQ咨询
电话咨询
email
在线留言
微信联系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