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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卫:监管队伍需要优化充实

   时间:2018-06-19 02:09:59     浏览:41    评论:0    
核心提示:  谢卫今年已是连续第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第11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11年他提交了30余份提案,且他还是公募基金业唯一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副总经理。与往年不同,这次,他带了两份提案:一份是《关于加强金融精细化监管的建议》,另一份则是《关于新时代建设资本市场强国的建议》。   往年谢卫提交的关于地方

  谢卫今年已是连续第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第11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11年他提交了30余份提案,且他还是公募基金业唯一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副总经理。与往年不同,这次,他带了两份提案:一份是《关于加强金融精细化监管的建议》,另一份则是《关于新时代建设资本市场强国的建议》。

  往年谢卫提交的关于地方政府发债问题、互联网金融问题、伪金融等问题,由于其前瞻性、针对性,其高质量的提案受到了认可和关注。且相关问题,在之后的两三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对此,谢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他在准备提案时主要会考虑两点:“一是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别人都关注的话题,就不必再写,出发点是寻找对重视度还不够的话题。第二是要跳出本职岗位,有宏观视野。尽可能找出共性问题,在全国两会上发声。”

  谢卫在金融需加强精细化监管中提出,监管人才需要优化。“长期以来,受制于体制和薪酬因素,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员很少能够充实到监管部门,我们应该从金融发展和风险防范的高度出发,对部分金融监管的岗位进行必要的体制创新,优化和充实现有的监管队伍,使金融监管政策更具可操作性。”

  如何实行更为科学精细的监管政策

  谢卫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从金融发展的历史来看,危机与发展相伴而生。监管政策的导向就是要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牢牢把握金融业平稳发展的主线。”谢卫认为,因此,在当前强监管的氛围下,还需要讨论如何实行更为科学的更为精细的监管政策,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要求。

  谢卫建议:一、监管政策需要科学预判。“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监管者更需要对新的金融行为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对苗头性,趋势性的金融新现象及早作出科学研判,早早筑牢监管大坝。”

  二、监管政策需要保持定力。“前些年,监管部门间的‘监管竟次’行为时有发生,金融机构间的不当激励;漠视风险,追求规模的激烈竞争也愈演愈烈,混业经营下的各类套利,加杠杆行为大量产生,成为此次金融风险积聚的重要推手。经验告诉我们,金融监管政策应具有内生的反周期性,重要的监管政策必须从更长的视角来审视,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保持政策定力是科学化精细化监管的基本前提。”

  三、谨慎使用窗口指导。“窗口指导对于一些苗头性问题往往比较有效。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一是政策有效期难以明确。一些指导意见事隔多年因没有后续政策还在发挥作用,但往往已经事过境迁不合时宜了。二是标准难以统一。不同监管部门,甚至同一部门的不同监管人员对窗口指导意见给出自己的解读,导致监管尺度各不同。三是严肃性不够。频繁使用窗口指导更容易引发监管部门重视短期的监管调节,忽视中长期的监管布局,从而使监管政策始终处于打补丁状态。”

  四、提升监管的技术手段。“当下金融业务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深度嵌入金融领域,金融市场的繁复程度远非以往。这对传统的以现场和非现场为主要监管手段的金融管理部门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监管技术落后会使我们在面临风险时难以精准施策,2015年的股灾已经给我们惨痛的教训。因此,加强对金融数据的分析和共享,提升科技监管的水平,从数据中出监管政策应该成为下一步监管的方向。”

  五、监管人才需要优化。“目前我们的监管队伍绝大多数是从学校毕业进入监管部门后逐步成长起来的,基本上没有在一线金融机构供职的经历,虽然也有轮岗的制度安排,但基本也在本系统内轮转。这样的先天弊端使得监管部门很难摸准企业发展和风险管理的痛点,带出不少监管的盲区。”

  三背景下提出“资本市场强国”提案

  谢卫在独家接受《证券日报》专访时说:“关于资本市场强国提案有三个背景:第一,今年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的第一次两会,十九大精神要求建设资本市场强国;第二,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资本市场作为改革开放的自身产物,其发展也有近30年的历史,因此对资本市场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第三,今年作为新的一届政协和人大的第一次会议,应当提出个总揽性提案,立足未来五年,应当在支持实体经济和承担更高使命方面有所作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实现资本市场强国梦。”

  谢卫指出,当前资本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资本市场并未充分反映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要求。资本市场作为经济发展晴雨表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缺失,股指的波动与实体宏观经济的数据严重悖离。他说,“比如,2001年6月至2002年1月,GDP增长15.3%,股指跌幅达到32.6%,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GDP增长9.7%,股指跌幅68.9%,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GDP增长15.5%,股指跌幅40.6%。从更长的时间看,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间,我国GDP平均保持6.5%以上的增速,但同期上证股指不涨反跌,跌幅达40%。虽然指数并不能完全反映资本市场的发展质量,但其长期与经济发展现状相背离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在制度建设上的部分缺陷。另外,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大力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目前大多数国家直接融资比重大多在65%到75%的区间内,我国多年以来直接融资比重一直维系在30%左右。不仅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也低于转轨经济的俄罗斯、以及人均收入不及我国的印度等国。”

  此外,问题还有诸如优质的新业态上市公司的普遍流失;资本市场的退市制度不够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待提速。对此,谢卫建议:1、金融监管部门应强化目标意识和创新意识。2、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3、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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